1984年的一天，柳传志掏出一包“香山”烟递给同事张祖祥，激动地说要聊一聊。
张祖祥立刻觉得要有大事。柳传志从来不抽好烟，两毛七一包的“八达岭”就算奢侈品，但这烟一包三毛四，他这是怎么了？
张祖祥上一次见柳传志这样激动，还是在八年前中科院计算所的大会上。
那天柳传志跑上主席台，掏出一份演讲稿，揭批“四人帮”，畅想新时代，讲得声情并茂，让人几十年之后都还忘不掉。
打那以后，张祖祥就对柳传志产生了一个印象：
有魅力，有才能，能成大事。
柳、张所在的计算所，是中国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机构，在1500名研究人员中，柳传志的职务是磁记录工程师。
但在同事看来，柳传志的心思似乎不在科研上，干了十多年，业务从不拔尖，倒是对“林彪的飞机是怎么掉下来的”这类话题充满兴趣，计算所里有个空房间，柳传志常拉几个人躲在里面，讨论得满脸通红。
除了这类大事，柳传志对如何改变生活的小事也很有兴趣和想法。
1976年唐山地震后，北京遍地都是抗震棚，两年后，房屋紧缺的居民又把它扩大加固，改善居住环境，于是有一天大家看到：
柳传志叫上同事李勤，两个工程师推着一辆平板车，到工地装了沙子运回来，砌起一座新灶台，还扩建了一个8平米的厨房。
1978年的一天，柳传志在《人民日报》看到一篇报道：《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》，突然激动起来。多年后他回忆说：
“那时的报纸全是革命、斗争，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，是要被割掉的，而《人民日报》竟然登载这样的文章，气候真是要变了！”
但身为科研人员，柳传志显然不能抛下工作去种菜养鸡。他每天照旧上班，去传达室取报纸、拎暖瓶打水，然后在读报喝茶中度过整个上午。时间一晃，就是六年。
到1984年，柳传志已经40岁了，他发现自己一事无成，只是从工程师“提拔”成了人事处的副处级干部，更让人忧心的是，整个单位的发展也是前途茫茫。
这一年，计算所举全所之力、用8年时间研制的“757”大型计算机宣告成功，还拿下了中科院“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”，但这机器一出世就落后了，每秒千万次的运算速度，比国际水平相差了两个数量级。
从“757工程”完成那天起，就再也没有任何研究资金下拨了。
而外面的世界，已是改革开放春风吹，个体户、万元户，下海办公司的新故事，新生活越来越多，整个社会气象一新。
计算所人心浮动，不少职工都跑出去赚外快，最常干的活是帮忙验收调试机器，一天三四十元，顶得上大半个月工资。
除了个人的小打小闹，在当时的中关村，京海、科海、四通这些脱胎于中科院的公司，都办得风风火火。
这些景象，柳传志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多年后他回忆说：“当年憋得太久，特别想干事。”
不久，干事的机会，终于等来了。
眼看经费江河日下，实在憋不住的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去找上级，领导却说：钱已经放在客户的口袋里了，有本事就去拿吧。
受此启发，计算所转身打了成立公司的报告。曾茂朝找来一直郁郁不得志、又憋着一股劲的柳传志，给他交了个底：
“不如我们埋伏下一支奇兵，不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，万一这条路能走通，我们将来也不至于没饭吃。”
柳传志心里的火，一下子被点了起来。
尽管“由计算所科技处处长王叔和、人事处干部柳传志分别担任新公司正副经理”的任命文件，要到12月份才正式下发，但根据事实来看，他们早在10月份，就以公司筹备者的身份开始活动了。
俩人的第一个共同决定，是先在熟悉的同事中，寻找志同道合者，技术专家张祖祥，就是被他盯上的人。
在“香山”烟的团团烟雾中，柳传志带来了他的全部计划：所里许诺的20万元开办费、可以免费使用办公室，以及一连串不太切实际，又听上去很美好的设想。
早就被柳传志“吸引”的张祖祥，当场决定加入。三人又分头游说，新公司很快就拉起了一支11人的队伍。
这些人在日后被称为创业元老，但在当时，他们只是一群对现状不满、又苦无出路的工程师，以及对未来的困难一无所知。
1984年10月17日，新公司正式成立，没有剪彩，没有官员致辞，甚至没有成立仪式，这时大家才发现，所谓免费使用的“办公室”，原来是所里的传达室。三张长条板凳，坐下了全体员工，屋子里空空荡荡满是灰尘，第一次全体会议只有一项议程：
打扫卫生。
在给公司起了一个“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”的冗长名字后，他们在街上竖起了一块广告牌，留下公司电话：283131，但还要转一个“479”。
283131是计算所的电话，479是分机。如果不转分机，单拉一条电话专线要5000元，谁也舍不得。
广告的主题词是“技术先进、质量可靠、价格合理、信守合同”，但所有员工都知道，技术、质量、价格和合同都是口号，公司一无产品，二无业务，连跑推销都不知道卖什么。
经营部经理刘赤峰每天在“479电话机”边上苦守，偶尔也有人顺着广告找上门，却发现公司面积还没广告牌大，门口连块招牌也没有。
公司创办的头一个月，从柳传志身上看不到任何关于经营的运筹帷幄。他只是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转来转去，脸色凝重，若有所思，有时连车喇叭也听不见。
王、柳、张的“三人核心”被“养活自己”这个课题逼得没辙，只好把员工撒出去打听商机。
有人传回话说倒卖钢材可以赚钱，但谁也没有首钢的门路；也有人提议倒卖化肥，仔细一盘算，发现没本事把化肥运到农村，也绕不开供销社的体系。
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：倒卖小商品，既不需要门路，也不占用资金。
那段时间，计算所的人总能看见，柳传志和同事们守着一辆平板车，站在单位门口。车上有时摆着旱冰鞋，有时是电子表，还有一次是一车运动裤衩，但那时已近冬天，裤衩的命运可想而知。
整个秋天，公司都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，摆摊的工程师们更是狼狈。
唯一做成的事，是深秋时，公司的开创者们集体戒了烟——因为他们买不起好烟，又不能把劣质香烟递给潜在的客户。
在东游西逛和狼狈不堪中，公司终于抓住了一个像样的生意机会。
根据可靠消息，江西妇联的一个女人，手里有大批彩电。那时彩电是紧俏商品，人人想要，就算在出厂价上再加1000，也能转瞬脱手。
柳传志知道这里有风险，于是嘱咐同事一定要亲眼看到彩电才能汇款。
探路的同事兴致勃勃告诉他绝无虚假，不料还是上了当——彩电确实在，但却是别人的，骗子只等汇款一到，立刻逃之夭夭。
20万开办费就这样被骗走了14万。
那几天，“三人核心”天天在一起商量补救，始终毫无头绪。有一天天色已晚，王树和推着自行车想要回家，柳传志说要送一送，走到王家楼下，王又说：
“我再送一送你吧。”
两人在这条路上，不知走了几个来回。后来大家拿他们打趣，说这是“梁祝十八相送”，但只有他俩才清楚，那一刻实在是难兄难弟，彷徨无计。
多年后，柳传志对自己有个总结：
“有的人不是珍珠，不能闪闪发光，但他是一条线，能把珍珠串起来，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，我想我就是那条线。”
在1984年底，他心中最亮的那颗珍珠，叫作倪光南，计算所里公认的技术佼佼者。
柳对倪的印象，始于一次农场劳动。大家闲谈时提到麦克斯韦方程，毕业多年谁也想不起来，只有倪光南一挥而就，惊得柳传志眼睛都瞪圆了。
这年年底，碰了一鼻子灰的柳传志终于想起了倪光南，因为他听说老倪搞出了一个神奇的东西。
1984的中国，已经有11万台个人计算机，一台比286还落后的“PC/XT”机型，进口要两万元，到了中关村就变成四万，但这些昂贵的机器只能在英文环境运行，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“汉字系统”，是整个计算机行业的当务之急，也是巨大商机。
倪光南的发明叫作汉卡，后来被称为LX-80联想式汉字系统。
它包括三块由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电路板和一套软件系统，系统字库中永久储存着所有标准汉字，在键盘上敲几下，就能把汉字录入系统。
那时国内的汉字系统已有十几种，但汉卡的过人之处在于“联想功能”，它利用了中文里词组和同音字的特性，建立了一套汉字输入体系，只要打出一个字，就能联想出一连串相关词组。
依靠倪光南的汉卡，两字词组的重复率降低50%、三字词组降低98%，四字以上的词组几乎没有重复。汉字录入速度因此提高了至少两倍。
在柳传志听说汉卡时，倪光南已经和两家公司谈好了合作，但柳传志不以为意，他下决心要把这项有意思、有潜力的发明“抢”过来。
柳传志的把握，在于他清楚倪光南的心思——与谁合作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能以他的发明为模版，大规模地生产和销售。
几年后，倪光南写了一篇文章，里面记录了他的想法：
“大型计算机的研制，我洒过汗水；国家级科研成果，我取得过；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，我也拿过数次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些成果至今还躺在奖状上，一直没有成为产品。”
12月底，“三人核心”一起敲开了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门。对着倪光南，柳传志说了一句让人无法拒绝的话：
“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都变成产品。”
“三人核心”本以为倪光南会开出高价，也做好了有求必应的准备。但倪光南只列了三个条件：不做官、不开会、不理睬记者。
带着“联想汉卡”，倪光南成了这家公司的总工程师，也为公司带来了未来的名字：
联想。
联想的历史与柳传志的1984年，就这样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。
随后的1985年，好消息接踵而至。
当年夏天，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电脑，准备配给各研究所。
听到这个消息，柳传志带着同事李勤直奔科学院设备司，磨破了嘴皮子，终于拿到了这500台电脑的验收、培训、维修业务。
多年后，计算所的胡锡兰还忘不了，她那天从楼上看到的场景：
一辆辆三轮车穿梭而至，二十多人把2000个箱子从三轮车上搬进院子，王树和、柳传志、张祖祥身先士卒，蹬着装满电脑的三轮车，女员工在后面推。
男同志的衣服湿透了，就光着膀子，和天桥的板儿爷一模一样。
由于服务干得出色，科学院把原定的服务费从1%涨到7%，只此一单，公司赚了70万元。
在KT8920大型计算机项目中，计算所又将其中存储器、扩存、应用软件的部分转交公司，又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25个合同，又获得利润60万元。
更大的喜讯是，联想汉卡进入公司不到6个月，就已售出超过100套，为公司带来40万元利润。
在这些辛苦与喜讯中，柳传志和公司度过了艰难的一年。1985年，柳传志升任公司总经理，并由此开启了一代企业家传奇。
在此后40年里，联想历经了更多的难关：被客户拐走300万、大规模退货、孙宏斌事件、倪柳之争、全球电脑业的黑色风暴、一直到对IBM业务的并购与吸收、关于“联想不是家”的社会争论……
这些大大小小的难关，联想都走了过来，如今，它成为了一家营收超过4000亿元、员工数近7万人的超大型公司；它占据了全球23.9%的PC市场份额，连续十年位列全球第一；凭借对IBM服务器业务的并购，成为全球第三大的服务器厂商；并正在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浪潮中，成为全球化科技巨头。
但站在1984年，应该没人相信这一切会发生。
柳传志还记得，公司筹备之初，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找他谈话，问他对公司有什么打算，他说自己鼓足勇气，报告周院长：
“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。”
